產業規劃是“十三五”規劃的重頭戲，只是這次應將重點放在推進優化升級上，而非規劃發展哪些具體產業。

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雖是一個老話題，但卻是一個遠未完成的任務，“十三五”期間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尤為關鍵、重要而緊迫，原因有七：

第一，“十三五”期間中國經濟真正步入新常態，經濟增長速度與以往相比將明顯下一個臺階，估計GDP增速在6%～7%，提質增效升級成為主旋律，而實現提質增效升級必依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;

第二，目前產能過剩問題已十分嚴重，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沉重，金融風險在累積，再像過去那樣大力發展一般性的低附加值產業已沒有出路，唯有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才是出路;

第三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而粗放的發展，資源日益短缺，環境污染壓力加大，再發展高消耗、高污染、高排放的產業已明顯不合時宜，必須重點發展綠色產業、低碳產業、循環產業;

第四，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消費結構正在向“學樂康安美”(學習需求、快樂需求、健康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美麗需求)等新五大需求方向升級，對產業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;

第五，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，“高成本時代”悄然到來，勞動力成本、人才成本、資金成本、土地成本、原材料成本、能源成本、環保成本、知識產權成本、物流成本、稅費成本、交易成本等不斷上升，日益侵蝕傳統產業的利潤空間，必須提高產品的附加值，才能消化這一系列的高成本;

第六，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以來，美國等發達國家開始推進“再工業化”、“再制造業化”，重新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，這為我國發展高端制造業帶來了競爭壓力和動力，唯有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才能有效應對;

第七，以信息技術、新能源技術、智能制造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全球技術革命正在醞釀和突破，為我們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了有力的支撐。

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一個系統工程，需要我們在以下十個方面同時推進：

一是推進產業結構高度化或高級化，即不斷提高非農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比重，這是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方向;

二是推進產業高端化，即大力發展高附加值產業或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，不斷提高高附加值產業的比重;

三是推進產業信息化，即認真實施“互聯網+”國家戰略，用移動互聯網和物聯網等改造提升傳統產業，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;

四是推進產業智能化，即落實“中國制造2025”規劃要求，借鑒德國工業4.0經驗，提高產業的智能化水平，降低勞動力成本;

五是推進產業特色化，即各地要依據自身的特色資源優勢，大力發展特色優勢產業，形成特色競爭力;

六是推進產業集群化，即大力發展產業集群，對現有產業園區進行優化升級，高度重視行業組織在發展產業集群中的獨特作用，通過發展產業集群，降低生產成本、運輸成本、學習成本、交易成本等，同時形成規模經濟、范圍經濟、網絡效應和集聚效應等;

七是推進產業品牌化，即鼓勵發展品牌產業、品牌企業、品牌產品、品牌企業家、品牌園區等，通過品牌提高附加值、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力，通過品牌化從“微笑曲線”的加工制造環節向研發、設計、營銷等環節延伸;

八是推進產業綠色低碳化，即大力發展資源節約、環境友好、符合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產業和產品，以實現產業的可持續發展;

九是推進產業的融合化，即按照產業鏈、產業生態、產業上下游的規律發展產業，形成產業整體競爭力;

十是推進產業國際化，即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要求，積極主動地參與產業鏈的全球分工協作，分享全球分工協作的好處。

政府的主要職能，是為產業和企業創造良好的軟硬環境，尤其是軟環境。包括：

法治環境，即制定和完善法律、法規和標準，公正司法，嚴格執法，為企業提供穩定的預期;

政務環境，即通過簡政放權、轉變職能、提高效率、提供一套龍服務、強化服務意識等，為企業提供優質高效的政府服務;

政策環境，即制定和完善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財稅、金融、投資、產業、土地、科技、人才等政策，為產業發展提供政策支持;

環人文境，即通過文化建設，為企業提供鼓勵創業創新、寬容失敗、講究誠信的文化環境。

所以在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過程中，要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，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，政府既不能“缺位”，也不能“越位”和“錯位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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